【吾國吾民】山西煤老板沉思錄:從黑金生意到綠色經濟

高飛昌2019-09-27 13:57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高飛昌 今年69歲的史永勝,坐在記者對面的一張沙發椅上。他一頭的黑發、方臉、挺直著腰桿,神形與其他這個年紀的人大不一樣。他講起話來,也絕不像一個干過“挖煤”行當的人。

“煤炭賺錢,但是高利潤也有高風險,一出事就完蛋了。” 當看到很多同行都換了行,他也一直想尋找下手的機會,“做一點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史永勝與記者的對話地點在山西運城河津市,該市與接壤的山西臨汾市鄉寧縣,是山西晉南地區的兩個產煤重地。史永勝常年在鄉寧縣,至今一直奮戰在煤炭行業,是煤海沉浮三十多年的資深煤老板。

在過往數不清的媒體報道中,煤老板似乎永遠與兩個主題相連,一個是他們的財富,一個是他們的轉型。史永勝認為,煤老板這幾個字在某種程度上不是一個正能量的稱呼,而煤老板們的“不成功”主要是自身原因。

從十年前開始的山西省煤炭轉型,堪稱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一次史詩級的資源型區域轉型樣本。而發生在一個個山西煤老板身上的創業與財富故事,是尋找這一歷史進程的最好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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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時代

“煤炭利潤有多高?”記者拋出了這個很多人都很感興趣的問題。

史永勝很快算了一筆賬:煤炭市場從2002年以后升溫,煤價從每噸300元到500元,再到800元、1000元,最高的時候到了1400元,那是在2009年和2010年。而一噸煤的成本基本是固定的,大約為400元左右。如果按照最高煤價1400元算,一噸煤的毛收入為1000元,再減去每銷售100元要上繳20%的增值稅共計200元,一噸煤的凈利可達800元——如果是一個年產30萬噸級的煤礦,一年可以純賺3個億。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山西煤老板總是一副“有著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的暴富者形象,而山西整個省份也一直被人貼上煤炭的標簽。山西河津市和鄉寧縣,均因煤炭成為盛極一時的富有之鄉。史永勝是山西河津人,在上世紀90年代末,他前往鄉寧縣尋找商機,發現了煤炭行業大有可為,就承包了一處煤礦,開始了煤老板的生涯。

但煤炭行業起初并不一定賺錢。史永勝說:“一開始個人并不擁有煤礦,因為煤礦都是集體的,是大隊的、公社的、縣里的,集體的資源只是承包給個人干,所以當時的投資都是短期行為。”

真正給煤老板帶來機遇的,是2004年山西省推行的煤礦產權明晰政策,集體第一次把煤礦賣給了私人,這大大刺激了民間私人投資,大小煤礦遍地開花。當時河津市光下化鄉就有大大小小36個煤礦,而在呂梁地區煤礦數量更多,有超過100個之多。

與此同時,煤炭價格飆漲。隨著2002年中國加入WTO,市場對于煤炭的需求量猛增,煤價一飛沖天,屬于煤老板的“黑金”盛宴就此拉開大幕——因煤礦出售的基本是原煤,這意味著只要從地下挖出來黑煤,就立刻能轉手換成大把大把的金錢。

由于市場景氣,彼時山西省的煤炭產能也在極速擴增。“第一步是運輸環節的改造,第二步是產煤方法的改造,第三步是標準化礦井建設,一步步讓你往大的搞,提升產能。以前煤礦都是6萬噸以下的,以上的很少,改造后可以提升到15萬噸,也有提升到30萬噸的。但30萬噸以上的不多。”史永勝說。

史永勝回顧,2002-2009年是煤炭經濟的狂熱期,而2010年以后,特別是2014、2015年煤價跌到了一個谷底,不過2016年又起來了,只是再也沒有達到1400元的高位。“煤價多年來都是波浪式的,現在是900元左右。”

煤老板退潮

“你有沒有聽過山西煤老板在北京整棟買樓的事?” 記者又問。

“不排除個別人會在一棟大樓買了幾套,但整棟整棟買的還沒有發現,至少我熟悉的人中沒有一個人那樣做過。” 史永勝認為,社會上對煤老板有很多看法,但是唯獨沒有人同情,直到現在也不會有人同情煤老板。為什么?“這是煤老板自己造成的。”

山西煤老板的歷史使命結束于2009年。從2008年開始,山西省開動了轟轟烈烈的煤炭企業整合重組。史永勝所投資的下善煤業,在2009年與其他三個煤礦一起整合進了霍州煤電集團鄉寧昶元煤業有限公司。

2009年和2010年是煤炭行業最輝煌的時候,也是煤老板走到人生巔峰的時刻。“2009年之后私人不讓干了,整合成大礦。當時省里邊要求,30萬噸的礦井,搞了機械化綜型采煤的才讓干,達不到這個標準不讓干,更后來要60萬噸才行。”史永勝介紹,這是政策上“管小建大”的過程,而大批煤老板正是在這場整合中退出了。

也是在那個時候,煤老板的暴發戶形象逐步定格,“瘋狂買房”、“瘋狂買豪車”、“千萬嫁女”等故事頻繁上演。史永勝認為,煤老板這一社會形象的形成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輿論上的刻意渲染,“要說私人煤礦不好”;二是煤老板本身原因,相當一部分煤老板沒文化,喜歡買豪車,紅白喜事上愛鋪張浪費,給人民群眾形成一種嚴重不良的影響。

“真正的偉大,是掙了錢給國家多做貢獻,而不是鋪張浪費和大肆張揚。”史永勝說,“但也不完全像報道那樣,煤老板個個都有錢。基本上是30%差不多有錢,這里邊又有三分之一特有錢,因為他們的礦在整合中賣了好價錢,大多數人在整合完后不欠錢,也就是持平的,另有10%則是外債累累。”

十年時間過去了,山西的煤炭行業完成了集約化、規范化、現代化的升級大改造,以前的污染重地如今迎來了碧水青山和新鮮空氣,面貌煥然一新。同時,屬于煤老板的黃金年代,也一去不復返。

十年轉型

2015年,山西省提出了從資源型產業向文化旅游業轉型的世紀戰略,一時間震驚全國。在外界看來,從煤堆里走出來的山西,與文化旅游這一形象之間,有著180度的大不同。雖然事實上,山西省不論在自然資源還是人文資源方面,都擁有充足的待開發的旅游底子。

轉型旅游,是一些煤老板正在做的事。坊間流傳一種說法,山西煤老板與溫州商人一樣,攜帶海量的現金在全國各地到處尋找商機,已經成為一股強大的民間資本勢力。他們通常是社會上流行什么就投什么,搞旅游、開學校、開賓館、投資影視、投資物流、包山開荒、玩互聯網、炒房,五花八門,無所不包。

“新行業都沒有煤炭行業賺錢吧?”記者問。

“煤炭賺錢,有高利潤但也有高風險,一出事就完蛋了。現在有的煤老板搞農業大棚,包山開墾,雖然利潤很少,但造福了社會。還有人到外邊搞影視、開賓館、開超市,辦學校。” 史永勝說,山西煤老板大多已經走出山西,留在當地的不多。

但煤老板的再創業失敗的多,成功的寥寥無幾。“第一不再干本行,他們對新行業的知識跟不上;第二,煤老板以前都是在老家干煤礦,有很多資源支持,但是到了外省就協調不好;第三,現在的企業都需要搞研發、提高素質,但煤老板多數還是在原來的思路上走。”史永勝認為這些都是煤老板轉型的困難所在。

但是“干過企業的人停不下來”,史永勝也一直在關注新的商機。與很多脫離了煤炭圈的煤老板不同,史永勝對煤礦的感情一如既往,他認為煤礦走上規范化軌道,也是一種“對社會的貢獻”。“以前礦上裝備上不去,人員素質上不去,管理上也不去,造成了事故頻發。但是現在產煤專業化、管理專業化,工人只要按照作業流程就不會出任何問題,可以說井下比井上還安全。”

史永勝相信知識與技術才能改變社會。他從進入煤礦開始,就自學設計、繪圖,如今依然堅持在一線。“現在不是只憑膽量和資金就能闖天下的時代了。”他攤開一只手,看著記者說:“現在是知識時代,技術時代,是你們年輕人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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