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吾民】張越:20年古建“學徒” 我想修復的不僅是一座座大殿

劉曉林2019-09-27 15:38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曉林 7月底,全國各地都在高溫煎熬中,張越發了一條朋友圈,“我們的傳統是,不到最冷最熱,絕不出來測繪……”照片中,幾個年輕人在一排老宅子前頂著烈陽進行測量和記錄。這讓張越想起了自己剛入行時的經歷。這么多年過去了,古建筑的勘測還是唯人力艱辛才可為,每個環節都要嚴謹、分毫不差。

北京交大東路58號。沒有門牌、沒有任何單位名稱露出,甚至沒有大門,只有一座靠街的老住宅樓和一個形同虛設的門衛。樓下宣傳欄里貼著“娘娘廟社區居委會通知”。

一道門禁將老樓一層隔開,門禁外,不時有居民提著購物袋上下樓;門禁里,一個擁有文物保護修繕設計甲級資質的建筑設計團隊正在忙碌。

“搬過來倒是一年多了,那個(單位)牌子新的還沒做,就是我們太不注意這個了”,提起缺失的“門面”,張越一臉“忘了這茬”的表情。在她看來,古建是個“冷門”領域,門庭顯不顯眼不重要,有個安靜的地方畫圖做設計最重要。

剛剪了短發的張越很難看出是75年生人,加上說話清脆爽快,同事笑稱她現在看上去像個男孩子。但她的身份卻有著足夠的“歷史”份量——北京市古代建筑設計研究所所長。1999年進入這一行,張越一干就是20年。從剛大學畢業的小姑娘變成了古建筑領域的專家。

建筑是歷史的倒影,而古建從業者則被稱為和時間賽跑的人,他們爭分奪秒地想要留住殘存于古建上的那一抹歷史余光,他們手中的工具則像是歷史的追光燈,把木梁榫卯間的記憶照亮、重現、定格。

但20年前背著畫夾來到北京的張越,并沒有想到自己會進入古建這一領域。在大學建筑系5年的學習,接受的都是現代建筑設計理念,貝聿銘是她的榜樣。

“但我的大學老師周學鷹教授跟我說‘張越你要學做古建,能做一輩子’”,這句話讓張越放棄了猶豫,把自己的偶像換成了中國傳統建筑學的“祖師爺”——梁思成。

張越的起點足夠高,時任古建咨詢部負責人、后任古建所所長的我國古建筑界泰斗馬炳堅親自帶其入門,作為嫡傳弟子一路培養20年,這讓張越有幸成為與多個重大古建修建項目最貼近的人。

她爬到過北京建國以來最大規模修繕的歷代帝王廟的大殿頂端、修復過故宮里“甄?小主”住的永壽宮,也是大型新建清式純木構樓閣的代表作——武漢歸元寺圓通閣的主要設計者,以及北京多個老城街區修復項目的主持人。

“真的很巧,從建國50周年到建國70周年,正好20年……”。張越感慨。而這20年,也是中國在城市建設和傳統文化延續上思路不斷變遷與意識覺醒的20年。“近年傳統文化開始受到重視,包括對國學、匠人精神等的重提,都讓古建這一文化載體越來越受關注。”

不過,當了20年的“學徒”,張越至今覺得遠沒有“出師”。這種感覺與中國建筑的博大精深有關,更與古建筑的傳承幾經斷續波折,至今仍有諸多空白與爭議有關。

正如一直被奉為圭臬的“梁陳方案”在半個多世紀后再度引發爭論,在延續60年的故宮古建筑修繕隊伍被迫解體后,院長單霽翔警示“人走技亡”一樣,沒有人知道歷史的巨浪埋葬了多少傳統建筑文化的脈絡和真相,而其留下的遺產又以哪種方式打開最正確。

但當擁有3000年建城史的北京開始執著地要恢復以四合院為主的老城風貌,要以整體保護的方式來重現那抹從紫禁城平緩有序、水平延展的天際線時,同樣也沒有人會質疑現代人借一處小院落找回失落記憶的急切與決心。

2016年,剛41歲的張越從馬炳堅老師手中接過古建所的重擔。這一身份在讓她成為古建筑界中青年一代的中堅力量的同時,也將其進一步置入傳統建筑文化傳承的第一線。

“站在崇圣殿的腳手架上,我不敢往下望”

辦公桌上,一堆設計圖紙旁,張越左手肘下壓著一本攤開的厚書,仔細看去,一半是古文,夾雜著繪制的建筑圖樣。

“這是宋代李誡寫的《營造法式》,梁先生(梁思成)注釋的,一本‘天書’!”終于閑下來的張越指著那本書笑著說,祖籍天津的她聲音里有種京腔特有的熱情上揚。“我現在有一個項目要按《營造法式》去做,我必須把它的基本尺度弄清楚,才能去做方案。”

這本決定了梁思成人生志向的中國古建界的開山典籍,對于缺乏國學系統教育的70后建筑師來說一直是望而生畏的“天書”,張越入行之初也直呼“讀不懂”,不過如今她已漸得其中玄妙。在此之前,她已讀過了清工部頒布的《工程做法則例》,這兩本書是中國古代僅有的兩部官方頒布的建筑古籍。

工作20年后,還要啃大塊頭的古文書,這是張越剛畢業時沒想到的。1999年7月,從中國礦業大學建筑學系畢業的張越來到北京。這一年是建國50周年大慶,北京城一派喜慶,天安門城樓金光閃耀。張越當時并不知道,她后來的老師馬炳堅曾參加過1969年到1970年間的天安門秘密重建。

“那會兒也猶豫,就是古建吧,感覺離自己很遠”,張越回憶說。因為有師兄在古建所所屬的北京市房修二公司,所以她大學畢業時也被推薦了過來,馬炳堅親自面試了她。

“我記得那時候面試我的人事主管為了考驗我,說要簽十年。因為古建筑比較冷門,收入有限,要保證來的大學生不會干幾年就走,所以對愿意來的學生格外重視。”張越說。

“剛開始五年我都不敢抬頭”,古建對張越來說是純新的領域,工作的頭幾個月,她一直在讀馬老師的那本被翻印了多次的中國傳統木構營造技術的經典暢銷書。

在國內古建筑領域,馬炳堅和他帶領的古建所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十年文革之后,百廢待興,古建的搶救和保護也需要重啟。1980年,北京房屋修建二公司成立了古建所,其初衷一是為緩解老工匠陸續退休、年輕技術力量青黃不接的困境,二是從事古建筑技術研究和編制古建筑工程的技術操作規范。此后30多年間,古建所編著和出版了大量古建研究專著、基本工程技法論文,以及主要工種的傳統技術專著等。填補了眾多歷史空白。

很快,張越迎來了自己的第一次“重要現場”,也是建國50年來北京市大規模修繕古建筑文物群的開篇。

2000年,北京市啟動古建修繕項目公開招投標制,古建所拔了頭籌——中標了歷代帝王廟的保護修繕項目。這是一次真正搶救級的修繕,擁有470年歷史的帝王廟已淪為校舍70年,損毀嚴重,北京市政府為此項目斥資3億。

古建所—修繕后的歷代帝王廟(第一個小標題中間)

古建所—修繕后的歷代帝王廟

“第一次爬架子!當時是在大殿——景德崇圣殿,因為它是重檐的,所以從地面到天花有三層樓高!而我們要上去勘察。”偌大的大殿里,張越沿著簡易的鋼管架子,和兩位老師一起爬到頂端,開始木結構的初步勘察和記錄。

“上去的時候沒感覺,但等往下看的時候,就會覺得它(梯子)哪哪兒都沒有靠的。”戲劇化的是,當時的大殿是北京159中學用來存放體育器材的倉庫,把墊子搬進搬出的學生們并不知道腳手架頂端還有古建專家在工作。“等我們好不容易下來后,發現門給鎖了!因為人家學生已經放學了!”20年過去了,張越再回憶起這段仍忍俊不禁。

歷代帝王廟一修就是四年,張越經此一役,也正式對古建有了感覺。那會兒現場經常聽到老師傅們拿著圖紙喊,“張越,你這設計不對啊”,張越捂嘴笑著回憶說,作為新手,她的設計圖經常被批、不斷修改。但正是那些富有經驗的老技工師傅們,讓她見識到了古建修復的嚴謹和技藝的博大精深。“我們現在都還有聯系,都是我的老師。”

2004年,作為明清北京城三大皇家廟宇之一的歷代帝王廟重現“真身”,清明節民間祭祀大典儀式開始恢復。以歷代帝王廟為開始,2003年、2005年,太廟、孔廟和國子監古建筑群的大規模修繕相繼展開。

“之前的古建修繕還只是園林局和文物局每年會定期做的任務項目之一,直到90年代,準確說是2000年之后,北京市開始每年撥付專款用于修繕古建筑,同時啟動市場化的項目招投標制,對古建的保護才開始逐漸加強”。張越介紹說。

2015年,一部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引發年輕人的關注,故宮的四季大片和“故宮文創”的受寵也讓傳統文化再度升溫。而張越和她的團隊也蹭了一波古裝劇的“熱度”,“前幾年我們做了永壽宮的修繕,就是《甄嬛傳》里甄?小主的住所。結果修的過程中,《甄嬛傳》就火了。我們按照歷史修復的永壽宮,還成了熱門景點。這也挺有意思的。”

古建所——故宮永壽宮(第一個小標題最后)

古建所—故宮永壽宮

2019年的故宮“上元之夜”,則成了古建文物歷年來最輝煌的時刻,高科技給古建修復帶來的更多可能性備受關注。“故宮的修復讓我們確實學到很多”,張越說,“我們現在正做故宮項目的三維數據記錄,就是把修的整個過程信息化,記錄下來。這樣能為今后的文物修繕提供了檔案。”

2008年奧運之前,張越接手了前門改造項目,并首次成為項目主持人,這個奧運獻禮工程時間緊任務重,成為張越做過的最辛苦的一個項目。2016年當上所長后,事兒明顯一下多了起來,“先得保證30多人的溫飽吧,然后還要往上發展呢”,張越笑著說。但她仍保證每年參與設計5到6個項目。

在加班成為工作常態的情況下,兒子剛上初中就被張越送到了海淀寄宿學校,“現在想想,送去的是有點早,還太小。”提起這事,她搖搖頭有點苦惱。

雖然過去20年是古建筑保護的高潮期,但張越是同學中為數不多進入這一領域的,她的大部分同學都進入了城市現代建筑設計領域,投身到了房地產業上升期的龐大市場中。“為什么能一直堅守在這里,我只能說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工作。雖然辛苦,但那份成就感是別人感受不到的。”

被質疑的“大屋頂”:古建如何回歸?

市場化的招投標制度,使此前體系封閉的文物古建修繕體系全面開放,連故宮都開始成為“甲方”,這被認為是一個突破。

但是,在一座座被重新畫梁描漆的宮殿背后,“風浪”從未停止。

2000年—2020年是故宮為期20年的一輪大規模修繕。但在2015年,已成為“網紅”的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站出來呼吁,稱由于“一刀切的市場化招投標制度”,使故宮的古建營造技藝也面臨“人去藝亡”的局面。他擔憂,在修繕隊伍技術水平普遍下滑、傳統修繕材料逐漸被迫退出競爭后,傳統營造技藝將難以繼續傳承。

張越很理解單院長的擔憂,“確實是這樣,這個行業良莠不齊。馬老師說過,有些施工人員可能頭天還在家刨白薯,第二天就跟著包工隊上架畫彩畫去了”。

而這也是國內多處文物古跡頻頻遭到“毀容式修復”的原因之一。近年來文物界“修舊如舊”和“修舊如新”爭議的背后,其實正是傳統修繕技藝的失傳危機。“聽說前幾年單院長開始在中專院校培養自己的專科學生。”張越說。

故宮的無奈只是一角。20年來,身處古建這個領域狹窄的平臺上,張越卻最深刻地見證了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和城市建設理念在傳承中的掙扎。

2001年6月,84歲的建筑大師貝聿銘站在剛剛竣工的、由他設計的北京中國銀行總部大廈頂層,看著遠處有著中式大屋頂的北京首都時代廣場大廈,對采訪他的記者說,“像這樣擺一點屋頂,戴一個小帽子的辦法,我不會做。”

彼時,北京眾多新建的標志性建筑都采用了大屋頂,包括1996年建成的地標性建筑——北京西站。而作為梁思成的校友,這位現代建筑大師選擇將四合院結構和蘇州園林用在了中銀總部的內部設計中。

“仿古”概念在全國轟轟烈烈地興起,也在審美疲憊背后迎來批判,這似乎不可避免。但對此,張越持保留態度。

“你怎么定義‘仿古’?”張越說,以古建所為北大設計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苑”為例,外部采用中國傳統建筑形式,內部功能完全現代化,與北大百年學堂的氣質相符,頗受歡迎。但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仿古”建筑。

“重要的是仿了神,還是只仿了形”,張越說。近些年,“城市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和更新”成為古建所的主要項目,這也成為另一種古建保護思路。

“這其實也是一種回歸”。張越說,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城市經歷了一個工業化建設的跟風階段,結果造成“千城一面”,失去了特色。“近些年,各地開始把城市里留下的有文化記憶的建筑、遺址作為重點風貌進行打造。”

在張越看來,擁有寬窄巷、錦里和太古里的成都是最具現代活力的古建保護典范。但在一些城市,粗制濫造的“仿古一條街”等生硬景觀,確實讓公眾對古建產生了誤解。

這與90年代以來,國人急于補救傳統文化卻不得其門,且過于注重商業利益有關。另一方面,古建文化傳承的斷層也是造成“仿古”建筑尷尬地位的原因之一。

“實際上,這些年古建文化是在往回‘找’,補缺,但本身體系的缺失和歷史及西方現代建筑思潮的沖擊,讓古建從理論到實踐的傳承都很難。”張越說。“我上大學時就兩門建筑史的課,一個中建史、一個外建史。中建史是一本薄薄的書”。2005年,在張越工作5年后,梁思成1944年完成的《中國建筑史》才首次出版。

張越的成長是典型的古建人才培養模式——現代高等教育加“師傅帶徒弟”的師承模式。但國學教育的缺失是張越最大的遺憾,她花了20年才完成與古建筑從技術到文化層面的初步對話,她希望后來人能縮短這一過程。

“前幾天接了一個南方做書院的設計,甲方一開就跟我說,‘你快去讀讀四書五經,先讀論語。’后來才明白,原來他在溝通書院設計訴求時常會帶出論語的典故。”

如今少數高校建筑系已單設古建筑專業,不過,留住人才仍不容易。“做古建跟學中醫一樣,男生確實有些問題,誰不得養家糊口啊,但現在這種慢工出細活的事兒,經濟效益體現不出來。”

傳承的困惑下,過往和將來如何鏈接、傳統與現代如何達成和解……仍舊是所有中國建筑師尚未能通透的事。“曾有年輕設計師跟我說‘我要做新中式’,我問他,你怎么理解新中式?當然你不了解也可以做,但是你了解以后,才能做出來一個有傳承的新中式。”

張越承認,有段時間確實也很迷茫。但后來想通了,不去在意那些爭論了。“在我無法把古建基因和現代建筑理念融合到最高境界時,我能忠實地把這個傳統建筑做出來,這本身也是一個貢獻。因為畢竟很多實體和完整的工藝我們已經看不到了。”

2013年,張越迎來職業生涯中一個標志性的成就——武漢歸元寺圓通閣。這座高達51米的清式復合式全木結構閣樓,梁、柱、飛檐都是榫卯結構。這個項目由馬炳堅率隊主持,張越作為建筑負責人,歷時三年完成。業界這樣評價:其復雜程度比北京故宮角樓有過之而無不及,是我國自清代中晚期以來建造的最大也最復雜的木構建筑。

古建所簡介——武漢歸元寺圓通閣(稿件第二個小標題最后)

古建所—武漢歸元寺圓通閣

“這是當時歸元寺大和尚的一個宏愿,特別想做一個原汁原味的純木構樓閣,所以,他從2004年就開始買木料存著。” 張越回憶稱,“還是會有一批執著的人特別喜歡傳統文化,所以他們想要原汁原味、按照原工藝做出一座古建。”

這種建筑讓她更覺得彌足珍貴。這是她以自己所學,切切實實將中國的傳統古建再現,這是更具生命力的傳承。現在,這種定制性的新建項目古建所每年都能接到1-2單。

從建筑設計師到居委會“跟班”

與歷代帝王廟、故宮等身臨其中恍若隔世的建筑相比,四合院讓張越覺得親切。

2017年,國務院明確提出“北京老城不能再拆了”,以胡同和四合院為標準的北京老城區進入整體保護期。張越開始帶著古建所的同事成為胡同“常客”。

地安門外的雨兒胡同是張越今年最關心的項目之一。與紫禁城周邊的胡同經常臥虎藏龍一樣,雨兒胡同“身世顯赫”,是當年的值年旗衙門(掌管清八旗政務)所在。但經歷了建國后70年的風雨變遷,它已經變得跟其他胡同一樣,大雜院和復雜的人口結構是其基本特征,“貧嘴張大民”式的家庭混居方式隨處可見……

東城雨兒胡同項目現場(第三個小標題)

東城雨兒胡同項目現場

“四合院的項目這些年一直沒斷過,”沉浸式的工作后,如今在張越面前,四合院已變成了一本濃縮中國歷史的書冊,歷史名人皮影戲一樣在眼前走過。

不過,這種暢想往往在現實面前戛然而止。“我們需要跟著工作組做群眾工作,和原住民溝通,然后針對他們的需求,在政策允許的條件下,幫他們去實現一些生活品質的提升、改造。”張越掰著手指頭,開始列舉自己的胡同工作要點。

“對于四合院,現在是申請式騰退,不強迫、完全自愿。所以還有一些不愿搬走的老居民”。張越說,也因此,現在提出了“共生”的概念——人與古建筑的共生,在這座城市過去70年的發展中,已成不可回避的現實。

說到這里,張越給記者看了一篇在建筑圈廣泛轉發的微信,是一位年輕女建筑設計師以幽默筆觸記錄的自己參與修繕北京雍和宮大街的“坎坷”心路歷程,其一度對自己的職業價值產生了懷疑:每天給居民宣講、拆違建、溝通、博弈是主要日常,最后不得不設計出了四十八種窗戶樣式清單來滿足所有住戶的要求……

“她覺得‘我是畫圖的,我應該是個設計師’,可到最后成了跟居民打交道、要促進各種融合的‘社會工作者’。我看著就笑了。”張越說,這顯然超出了建筑設計師的角色范圍,但“確實是這樣,已經不僅是建筑領域的技術問題了,是社會問題,很復雜。”

復雜的歷史印記,也讓建筑師們在四合院的修繕思路上也產生了分歧。“對一些被改了的院子,專業人士是有矛盾沖突的。有些設計師就做了純新的設計,以及一些很現代的理念”。張越說,“我覺得這可能是下一步的一個矛盾焦點。”

1

馬炳堅、張越向中國工程院院士、古建界知名專家張錦秋做項目介紹

張越自認為并不是保守的人。但在這一問題上,她卻站在了“創新者”的對面。“不是說這些設計師做的不好,但你在老城里應該做的是‘翻譯家’,而不是創作家,你創作在其他地方都可以進行。”

“我們(古建所)會有職業病,就是覺得即使是大雜院,其前身原來也是一個傳統的四合院,所以但凡有老居民能騰出一些房子,我們也希望按原貌去修復。”張越解釋稱,哪怕門樓上一個經典的磚雕木雕,或者是個門窗的局部,“只要有歷史信息,我們能保留就保留。”

張越的思路與官方層面的訴求更為貼近。今年初北京市出臺的“老城風貌保護與更新設計導則”中,也將最大程度的保護原有歷史信息、恢復四合院原有的院落風貌作為前提。

33片歷史文化街區、20.6平方公里被劃歸入“北京老城風貌保護區”。這讓人想起了1950年陳占祥、梁思成提出的保護古城、遷移行政中心的方案,以及貝聿銘在1978年與多位建筑專家一起上書“嚴控北京古城區建筑高度以保持從故宮向外平緩開闊的空間格局”的建議,這恍如是遠隔幾十年的遲到回應。

站在雨兒胡同的院落里,張越感到自己責任重大。修復后的四合院已經完全滿足現代生活的功能性和舒適性需求,并根據各片區定位進行了新的規劃。她希望每個新住進來的居民都能簽署一份協議,明確清楚自己所住的不是普通的房子,住進來就要承擔保護和傳承的責任。

“我們前一陣剛驗收了一個院子,房主是五六十歲的一位先生,從小就在四合院長大的”。驗收那天房主說了一句話讓張越印象深刻,“他說‘我有一段時間天天下午就坐在院子的廊子下,在躺椅上喝杯茶,就覺得生活要能一直這么過下去,那就太舒服了’。” 張越面露羨慕,“其實這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回歸”。

“你明天帶著尺子、相機,因為是一個修繕院落,要現場拍照了解情況。再一個,得把平面測繪做了。”周末晚上八點,張越在微信語音上分配著第二天的工作。

“我們接手的一個院子,有兩戶已經決定騰退,現在跟進做測繪和修繕設計。”

張越說,現在人們對怎么把留下來的建筑保護好、傳承好的認知度都在提高。

而她自己卻發現,對古建了解得越多,越覺得道阻且長。“我那天還說,怎么感覺在做古建上剛入門呢?真的,還不知道自己能走多遠,但會一直走下去。”

版權聲明:以上內容為《經濟觀察報》社原創作品,版權歸《經濟觀察報》社所有。未經《經濟觀察報》社授權,嚴禁轉載或鏡像,否則將依法追究相關行為主體的法律責任。版權合作請致電:【010-60910566-1260】。
行業產業報道部主任
關注汽車產業發展趨勢、行業性事件、企業動態;全程記錄國內新能源汽車的發端、升溫、爆發,以及每一次新技術浪潮;對自動駕駛、造車新勢力、汽車行業投資、上市公司資本運作以及汽車產業政策變動進行持續性報道。
2018世界杯决赛分析